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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上的焦裕禄
2016-06-06  

——追忆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孙文龙

来源:山西日报

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以来,各地以焦裕禄为镜,学习焦裕禄精神,这让我们不由地想起一个焦裕禄式的干部——孙文龙。

他是一位去世30多年的干部,可是老百姓却至今难忘,以至每年清明节还有群众上坟祭奠。这不仅因为他留下了泽披后世的水利工程,留下了致富百姓的桑蚕产业,更因他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粪篓书记、蚕桑书记、养猪书记、北瓜书记、棉花书记、水利书记、气象书记……在群众心目中,他的形象永远是农民的样,朋友的样,亲民的样和无私奉献、俯身干事、敢于担当的样。

30多年后,我们再次去群众中寻访他的模样,从他的事迹中找寻答案:群众满意的干部应该怎么当?

1982年,病逝在工作岗位的孙文龙回到家乡——阳城县孤堆底村,葬在他带领群众绿化的孤堆山下。孤堆山下的孙文龙不孤单。群众自发捐款为他建起纪念馆,隔三差五总有人来看望他;孙文龙的故事在民间被编成歌、排成戏,四处传唱,他活在无数百姓的心坎上。

土地不会忘,孙文龙曾用汗水把它浇灌;青山不会忘,是他让荒坡披上绿装;百姓更不会忘,孙文龙带着大伙种下了致富的蚕桑。阳城、武乡、屯留,孙文龙都任过县委书记,他走过的山山水水为什么总是充满生机,他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为什么让人无法忘记?踏着他的足迹去寻访,让老百姓给我们答案。

朋友一样,时时处处替百姓着想,群众都愿意跟着他干

5月,太行山已被松柏染绿,生机无限。阳城县固隆乡(过去叫文敏乡),依坡顺势而建的广场上,十几名乡干部人手一把剪刀,正在孙文龙的画像前宣誓。乡党委书记范常胜说:“每人一把剪刀,包两家农户,和群众一起上山修剪核桃树,多动手少动嘴,孙文龙把这种作风永远留在了固隆。”

固隆是孙文龙回阳城工作的第一站。1957年,孙文龙从省公安厅主动要求还乡支农,刚入固隆乡地界,一片片没犁的白茬地让他犯了嘀咕,“撂着不翻,肯定影响来年的产量”。其实,这是当地农民多年的习惯,也知道翻茬的好处,但因为地太多就顾不上管了,而孙文龙刚上任就想改变这个习惯。

尽管把各村的农业社长叫回来动员一番,但都没把这个新来的年轻乡长放在心上。孙文龙有他的办法,给乡里的干部每人配一把镢、一把锹,自己带头干。看着他满手的水泡,农民们知道“这不是个指手画脚的干部,而是个能和老百姓同甘苦的官”。赶在上冻之前,全乡七八千亩的茬地被翻了一遍。第二年固隆乡粮食空前高产,乡里人对孙文龙有了好感,他说栽桑就栽桑,他说垒塄就垒塄。

俯下身子,没有架子,心里想的和农民一样,这样的官老百姓喜欢。在寺头当乡长时,他见老百姓吃油很困难,便从老家孤堆底村砍了一枝果实累累的黑椋子树,步行八十多里扛到寺头乡,召开村干部会议推广种植,很多人认为他在瞎干。现在,寺头乡还有吃黑椋子油的习惯,男女老少都知道这和孙文龙有关。真给老百姓办事,过多久他们也不会忘。

你亲民,民也亲你,当地老百姓亲到可以叫他的外号,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粪篓书记”。孙文龙下乡总爱挎个粪篓,拾满就倒到农民的粪堆上。刚开始,人们当洋相看,时间一长都知道他不是在装。孙文龙说:“要让群众办的事,我们干部必须先干,粪篓是干部和群众联系的桥梁。”

除了开会、学习,孙文龙几乎每天都和农民在一起,留在民间的故事有几箩筐。

1957年,固隆乡府底村有一位孤寡老农去世了,死后3天才被人发现。时任乡长的孙文龙得知情况,马上组织干部为老汉办丧事,亲自为其穿衣装殓,抬棺送葬。共产党的乡长当“孝子”,此事至今在当地广为流传。

不管大事小情,只要他遇上就不会不管。孙文龙下乡检查,车子走到半路,突然看到有个农民在拼命地跑,原来他家的母牛难产,急着要到乡里找兽医。孙文龙赶紧让司机把车停下,一把将他拽到车上,“坐我的车去”。车拉着农民去赶路,县委书记却撂在了路旁。

1976年,阳城县下孔村郑青和家中失火,两个孩子严重烧伤。正在那里下乡的孙文龙听说后,用自己的车把郑青和一家送到城里,跑前跑后像对自己的朋友、邻居一样。孩子病情虽控制住了,但后续治疗的费用却难住了郑青和。孙文龙说:“莫慌,莫慌,我给你想法子。”他不仅和医院协商,妥善处理了郑青和欠下的医药费,还给生产队写信嘱咐,郑青和的事集体一定要继续管。

今年73岁的郝旭初,陆陆续续在孙文龙身边工作了十几年,在他看来孙文龙和农民处得和朋友一样。群众眼里的孙文龙“当官不像官,就爱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敢于担当,关键时候不会把百姓甩下不管,这样的官谁不喜欢

如果面前有一台天平,一边是官位一边是百姓,孰重孰轻?孙文龙会毫不犹豫做出选择。在他看来,与群众利益相比,头上那顶帽子不算啥。群众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官,要的是敢于担当的官,时时想着为他们办事的官。

在乡镇历练了多年,35岁的孙文龙当上了阳城副县长。此时,他刚有了兴修水利改变全县农业面貌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阳城也和全国一样,满街的大字报,除了“革命”什么都不能干,一心要抓生产的孙文龙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苗”。

即便这样,孙文龙没有撂下挑子明哲保身,而是冒着风险,变着法子去干。他主动提出到农村“劳动改造”,不是为去逃难,而是要偷偷继续他的水利梦想。在阳城县润城镇西坡村接受“改造”期间,孙文龙“串通”几个颇有水利特长的“臭老九”“土专家”,白天走河谷、爬山梁,晚上在煤油灯下画图纸、做方案,和地下工作者没有两样。

干部只要真心办事,没有什么能阻挡。为促使工程早日上马,他找到当时的县革委主任李维彬:“30万人要吃饭。救济粮只能救一时,阳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水上做文章。利用沁河水建水轮泵站,换来万亩良田,我们为什么不干?”

孙文龙的方案两次提交革委会,两次没有通过。道理大家都懂,但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为难。天天在农村泡着,孙文龙知道兴修水利是群众所想。孙文龙并没有泄气,认准了造福人民的好事,再大的风险他也愿意承担。走出会议室,戴一顶草帽,背一个水壶,挎一个小包,又回到25平方公里的工程面上。他一边干,一边完善方案,又一次提交革委会讨论。这次他真急了,大声地朗读着“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地也是革命的战场!”虚实并举,有理有据,会议终于通过了他的方案。

几年后,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了,是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阳城因此多了1万余亩水浇地。后人统计,孙文龙在阳城工作期间,兴建了大小水利工程2000多项,全县水地达到8.6万多亩。做了福泽一方的事,人们就不会淡忘他。直至今日,逢年过节还有许多老百姓自发地去他的家中、路边、坟前祭奠他。

上了年岁的阳城人都记得1973年那场灾难。连续3年大旱,地里裂了缝,仓里没了粮,百姓慌了神。饿急了的人们纷纷去河南找粮。说是粮,其实就是河南人喂猪的红薯渣。即便这样,去的人也是十有八九空手而还。因为粮食统购统销,严禁私自买卖,路上要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有一个人担着铁锅去换粮,结果铁锅被没收了,又去卖血换了些红薯渣,最后没到家就死在了路上。

孙文龙心疼了,动怒了:“罪过呀!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了。不让私人贩,政府出面买!”由政府出面购买红薯渣,往小说是违反政策,往大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

县委班子成员都在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孙文龙当即拍板:“我!”就这样,县里拨出专款,组织车辆买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助群众渡过了饥荒。

因为买红薯渣的事,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面对调查组,孙文龙理直气壮:“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能救老百姓命,就算撤我的职、判我的刑,我都愿意干……”

太平官好当,做个有作为、有肝胆的官难。1977年,孙文龙调任武乡县委书记,到任不久便在当地大兴农事,搞起了桑蚕。尽管都是富裕一方的好事,但还是遇到了阻拦。先是改造河滩砍了一些劣质病残老杨树,被捅到《人民日报》,发了个“武乡县委书记孙文龙凭长官意志乱砍滥伐”的批评报道。后来又因发展桑蚕产业,有人告他 “不学大寨学阳城,另树典型对抗中央”。

难得的是,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无端的干扰,孙文龙方寸不乱。他说:“干事业就得有风险,只要我们干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吃点苦、受点冤、冒点险,又算得了什么!再说,我们要相信组织,是非自有公论。”任职武乡的3年,上边的调查工作组来了3次,但每一次都带着对孙文龙崇敬的心情离开武乡。

没有私心,把心思全花在为民造福上,这样的干部群众永远不会忘

谁没有三亲六故,谁没有儿女情长?但你当了干部,这些就不能多想。孙文龙当阳城县委书记时,月工资72元。妻子儿女都没工作,全家5口人,生活拮据,常常闹粮荒。1976年年底,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通讯员小吴一脸高兴,把100元救济款送到他家。孙文龙阴沉着脸,半晌没说话,突然抓起一把剪刀塞给了小吴:“你没忘记吧,来剪。”

原来,他和小吴早有约法三章:“咱俩订个君子协定,你来当我的检察官,无论是公家的,私人的,如果我多吃一嘴,你就拿剪刀把我的舌头剪了,如果我多拿一点,你就把我的手剪了。”

一个县委书记被评为困难户,在今天看来不可想象,可孙文龙的日子就是过得这样恓惶。小吴眼圈发红,话里带着哭腔:“孙书记,看看婶子和孩子们穿的,看看你这锅里吃的,县委院里还有谁家比你困难……困难户是大家评的,救济款是我领的,跟你无关,要剪你就剪我的手吧。”孙文龙长长地叹了口气:“你说我再穷,还能比老百姓穷?”小吴含着泪,又把救济款退回了县委办。

当孙文龙的亲属,莫说沾光,不跟着受罪都难。1973年,孙文龙的大儿子孙太林高中毕业,在县城安排个工作本不为过,孙文龙却让他回了家乡。孙太林老老实实当了3年农民,还成了大队支部书记。后来,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分到了乡里,乡亲们都推荐孙太林去上,却过不了孙文龙的关。教育局的推荐表一到县委,他的名字就被父亲划掉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父亲阻拦,这次一定要找父亲理论一番:“让我到农村锻炼,我没意见。上次县里要我到公社当团委书记,你说书记的儿子不能搞特殊。这次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学,你为什么又不让?当你的儿子为什么这么难?”

妻儿再据理力争,也没让孙文龙松口。跳出农门上大学,这是当时多少青年人的梦想,托关系走后门,多少人在盯着看。孙文龙只有从自己的孩子下手,才能把事办敞亮。后来,孙文龙召开常委会定了三条:一、先工作骨干后领导;二、先外籍干部后本地干部;三、先工农子弟后干部子弟。这三条让儿子上大学的梦彻底没了指望。

有一年,阳城缫丝厂招工,孙文龙的姐姐想让女儿去当工人。这事,只要当县委书记的孙文龙打个招呼就能办。况且姐姐的话说的确实有分量,“文龙啊,从小我就心疼你,供你念书,姐就这么一个闺女,再难你也千万给娃办了”。

可这个招呼孙文龙就是不打。他解释:“这次招工有明文规定,一是烈士的子女,二是有功绩人的子女,三是特别困难户的子女。咱三条都不具备……”一次又一次,孙文龙说的是实情,姐姐却全当是官话。

那一年腊月三十,孙文龙回家过年,绕道去了姐姐家。心想哪怕跪下,也得求姐姐体谅他。谁知一见孙文龙,姐姐只说一句话:“你来做甚,你还认姐姐呢?”姐姐摔门而去,从此和这个情同手足的弟弟断了来往。

找他办事没指望,周围的亲戚几乎被他得罪光,而阳城的桑农却永远不能把他忘。尽管阳城种桑养蚕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但人们都愿意把这份功绩记在孙文龙身上。

1958年,孙文龙转任阳城县寺头公社主任。那时,他就琢磨:“老百姓不仅要有粮吃,更要有钱花。”搞经济别人想都不敢想,他却说干就干。仅仅用了3年时间,全乡的桑树由2400株,变成了31万株,寺头成为阳城县收入第一的乡。1964年,孙文龙调任阳城县润城公社书记,仅用2年时间,他又造了一个桑蚕之乡。

直至担任县委书记,孙文龙一直把桑蚕产业抓在手上。阳城任职期间,他走遍了全县380多个村庄,带领农民栽下了上千万株桑树。原晋城市委书记李栓纣说:“20几年抓住一件事不放,仅这一点就不简单,足以当干部的典范。”

孙文龙的执着,让阳城县成了“华北蚕茧第一大县”。2006年底,国家质检总局认定“阳城蚕茧”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阳城18个乡镇被划定为“阳城蚕茧”地域保护范围。去年,全县蚕茧总量达到365万公斤,蚕农收入达到1.5亿元。为百姓留下了致富产业,人们怎会忘记他。

侄儿孙国林说:“叔虽然没给我们办事,但他是个有大爱的人,这辈子值了。”1982年,常年肝病缠身的孙文龙倒在工作岗位上,那年他只有51岁。直到此时,亲人们才理解了他。从阳城到武乡、屯留,从乡镇干部到县长、县委书记——整整25年,孙文龙有条件改善自己的清贫生活,但他却把全部精力和心血用在了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上。

他没有留下什么,几个子女没有安排工作,城里没有自家的一砖半瓦,银行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甚至死后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装殓时他只穿的一身绿军装。

他又留下了无尽的财富,孙文龙当年带领干部群众所做的一切,至今泽披一方。阳城一塄塄的桑树,一架一架的花果山,以及一直沿用至今的北留水轮泵站、红卫渠……至今诉说着他的故事。1990年,孙文龙的事迹被搬上荧屏,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连续剧《沧桑情》。

1997年,出版了《人民公仆孙文龙》。1999年,又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孙文龙》和《魂系百姓——孙文龙精神琐谈》。

20017月,农民作家赵为农向全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免费赠送他写的长篇纪实小说《孙文龙》。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旗委书记王有义在来信中说:“孙文龙是当代中国县委书记的一面旗帜。”甘肃省临洮县委书记张智全、宁夏隆德县委书记陈涛、黑龙江省方正县委书记傅丰志在信中表示,我们要以孙文龙为榜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让群众满意的干部该怎么当?孙文龙用他的一生给出答案。(李志军段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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