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0日，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集中讨论学习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学习《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等系列材料。学习会由学院党委书记税强主持。学院党委委员马文斌教授进行了导学。学习过程中，中心组成员对如何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出的希望重庆发挥好“三个作用”重要讲话精神，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前，中心组部分党员干部和教师参加了重庆市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相关会议，综合党委中心组学习的研讨成果和在相关会议上的决策建议，筛选整理了部分学习讨论成果，以伺读者。
关于重庆在长江经济带中发挥示范作用的对策建议
郑景丽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副院长（主持工作）
一、建立航运中心的全方位监管机制
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需要将“大保护”作为共建长江上游航运的硬性条件，必须严格控制上游地区的源头不受污染，合理利用开发水资源与保护长江母亲河相统一，强化上游意识、上游责任担当，共同建立监管机制，将航运与治理相结合。
二、重庆三个产业和“四个特色”的生态结合发展
充分利用水资源在地方优势与产业聚焦的互通与循环利用，建立产业集群让各项资源供应上做到点对点、区对区的节能、节俭供应，对释放的有害环境的废料进行集中处理，改变产业的分散化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形成以生态农业集群、节能工业集群、生态旅游业为一体的联动发展。其中把大农村转型为生态农业支持当地旅游业、企业的发展，工业加快升级转型，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建立循环利用水资源、原材料的节能、节源技术，形成产业多元化多方位的格局。升级或关闭落后企业避免带来环境污染。
三、重庆沿江区县与非沿江区县的分向支撑发展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基石开通多样化旅游路线，双方把旅游资源结合起来互利共赢。设立专门的支持生态定向发展项目，将农民、农业创业者转型发展为生态发展者，并为其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沿江区县与非沿江区县发展方向虽不同但互为支撑，为重庆在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做出经济与生态共建的示范作用。
四、设立成渝两地生态建设竞争机制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充分利用两地多年竞争与合作，将其转化为动力优势，让成渝在竞争中寻求合作达成生态建设的共同目的。运用大数据、新媒体等高科技构建平台让民众、企业参与，频繁有效的发布生态建设的正外部性，树立绿色意识。实行有效的奖惩机制，并且对加入经济林种植的人员、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大家顺应发展趋势并主动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思维意识，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出台同项排污量水平应得到的补贴、罚金和荣誉排行榜，是加快推进企业节能优化转型的同类性抱团发展、异类型互补发展，民众普遍素质提高的有效途径。
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助推重庆发挥带动作用
马文斌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党委委员
作为西部地区唯一具有铁公水空联运条件和江海联运条件的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已构建起东向、西向、南向、北向四大国际物流通道体系。其中，西向的中欧班列（重庆）和南向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当前重庆开放发展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两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分别面向我国西北及中亚、欧洲地区，以及我国南方沿海及东盟、南亚地区。向东还可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联结长江经济带各港口城市群，再经太平洋面向亚太地区。
一、充分发挥重庆国际物流通道作用，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作为重要的国际物流枢纽，重庆可以在推动全球产业链“转起来”过程中起到更加重要的带动作用，发挥出更多更大的综合优势。为此，重庆需要进一步促进出口转型升级，支持本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在汽摩、通机等优势产品出口的同时，支持医疗卫生物质等产品的出口保障，鼓励重庆特色农副产品增加出口，在提升重庆本土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助力全面脱贫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同构建内陆开放高地
成都和重庆共同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更需要进一步深化川渝合作，在建好“双城经济圈”的同时，携手共进，共同承担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任务，共同发挥国际物流供应链的作用。
首先，可以依托四川、重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加速川渝地区医疗卫生行业的重组，支持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走向世界，推动我国与疫情相关的医药制造产业，尤其是中医、中草药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推进新一轮重大基础领域的创新性投资，尤其在新基础设施领域，从而为川渝地区经济下一步全面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对新基础领域投入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在创新领域，其次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领域，然后在以生态环保为主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第三，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激发国内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经济“内循环”，以应对新冠肺炎引起的全球贸易产业链的“暂时性休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创造辐射周边省市，面向全国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机会。
宜趁东风满巴渝，策马扬鞭再奋蹄！
朱勇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党委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指出：“希望重庆发展要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深刻认识并积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三个作用”的重要论述对于把握重庆未来发展方向、制定科学发展目标、开辟高效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引领，打造新兴产业“135”梯度产业群
优先支持以5G、6G为代表的信息产业技术发展，以先进信息技术应用引领、以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为主体，带动新能源、环保、生物、数字创意、现代服务等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兴产业“135”梯度发展阵型。利用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存在的联动效应迅速做强、做大人工智能产业，力争成为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中心城市。
二、成立高级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心”，统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由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心”，职能涉及产业布局、产业发展、人才政策、资源配置、政策匹配等，实施精准产业政策支持。根据产业政策实施进程开展阶段性效果评估，在产业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根据产业演进规律进行动态调整，尤其是产业发展临界点需要突破性的政策支持，根据产业演进规律和国际、国内产业发展进程，适时合理退出相关的产业政策。
三、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深度融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资源汇集平台，以产业发展为纽带，带动西部省份及主要城市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实施产业发展的战略协同，让重庆成为全球产业对接枢纽。
积极开展互联网技术应用合作，建立国际数据专用通道；在金融人才培养、学历教育、人才交流合作方面与新加坡通力合作。积极推动新加坡及东盟国家相关企业参与重庆投资建设，带动重庆及西部兄弟省市产品拓展东盟市场，发挥出西部桥头堡作用。
借助新加坡及东盟友好国家影响力打造“中国-东盟经贸交易平台”并形成重庆标志性品牌。让重庆成为东盟与中国经济联系的中心城市。进一步促进重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贸交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关于协同推进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与若干建议
王亚飞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院工会主席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成渝两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成渝两地应紧扣经济圈“国家定位”，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战略导向，共同推进要素、科技、产业、生态、治理等全方位、深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加快推进“陆路、水路、航空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推动两地高铁、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1小时”通达的交通圈；以资本为纽带，推进两地港口资源整合，提升配置效率；优化两地空域航线航班资源布局，打造外向化、高端化的航权经济；推动以５Ｇ网络为支撑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
二、加强在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上的合作
通过产业规划对接和数据共享，引导产业和地区在产业链、价值链上实现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协调布局符合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方向、能引领带动经济圈乃至西部产业升级、代表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前沿竞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联合设立经济圈发展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社会治理共管共享、产业发展共兴共荣等领域的一体化战略性、标志性工程项目。
三、推进自贸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合作，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和面向一带一路的国家重要开放高地
加强两地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学习交流，加快建立与国际制度相衔接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制度体系，实施更为自由便利的制度和政策，共同提升在西部地区的制度高地优势，放大改革创新成果的外溢效应；深化两地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的合作，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和面向一带一路的国家重要开放高地。
四、联合打造创新策源的国际竞争优势
依托成渝两地科教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优势，共同争取国家级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科研结构等创新平台落户经济圈；以成渝两地科学城、高新区为创新、试验平台，共建成渝科创走廊；联手打造经济圈关键技术协同创新联盟，汇聚创新资源组织联合攻关，合力打造西部地区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策源地；共建面向“一带一路”的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打造“一带一路”西部科技创新枢纽。
五、探索建立面向高层次人才的区域协同管理机制
探索经济圈共同积分落户制度，建立统一的人才一体化评价体系，突破省际壁垒，切实降低人才流动的障碍；协同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国际高端人才综合服务体系；共同打造一批专业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服务业集群。
此外，两地还应深化跨流域跨区域生态保护合作，建立常态化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协同推进经济圈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发挥“三个优势”，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周鹏飞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人力资源管理系系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重庆改革发展的远景蓝图。继“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之后，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出了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指示要求，科学标注了重庆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重庆是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既是自身发展的价值定位，也是服务全局的时代站位。重庆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要强化平台和通道作用，展现重庆的金融新作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城市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供血系统。我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几乎都在胡焕庸线的西北侧，反映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失衡的概貌。想要改变这种看似“历史的宿命”，需要引潮而动，顺势而为。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是国家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支点。它既接近东盟，又坐拥“渝新欧”便利，是新出口集散地，肩负起打通西部陆海大通道的战略使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建设成为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目前重庆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和自贸试验区金融政策和项目创新全面实施，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点领域正在扎实推进，重庆正奔跑在金融中心升级的快车道上。
重庆要立足西部，面向东盟，向以结算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走一条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差异化竞争的路线。沿江通路、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构建起三条骨干国际贸易“Y型”大通道，使得重庆具备了极强的物流中心特色，物流聚集的中心也必然会产生资金流的集聚。重庆拥有四个国家一类口岸，西南的农产品、西北的矿产资源都可以在重庆打造西部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重庆可以探索建立煤炭、矿石、钢材、木材、铝材、塑料粒子、咖啡等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依托果园港多式联运示范基地，建设大宗散货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大宗商品交收（交割）仓库、堆场。依托西部物流园，建设工业原材料的大宗商品集采平台和交易市场。重庆可以借鉴新加坡作为亚洲最大离岸金融中心的先进经验，利用中新重庆项目的优势，对接新加坡试点跨境结算业务，探索金融创新，促进境外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三个作用”指导下重庆“新基建”的“五个新”
任缙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党支部书记
重庆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与“新基建”的思路有很多交集。重庆“新基建”到底“新”在哪里？如何将“三个作用”的指导意义发挥在重庆的“新基建”中？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新基建引领新的增长极
西部大开发弥补了传统基建的不足，而重庆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布局，将会显著提升数字经济服务实体产业和智慧生活的水平，进一步推进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用。具体而言，在两个方面调整投资领域：一是推动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5G与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汽车电子、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装备等垂直行业的应用融合发展，加速形成5G的创新生态。电子信息和汽车既是重庆原有两大经济引擎，在5G生态中仍可利用原有的研发优势和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重新焕发新的光彩。二是加强惠及民生的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可充分发挥军地合作、驻市高校的资源优势，一方面强化高校科研成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应用功能，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软实力和硬件设施水平。
二、新的区域合作拓展新的基建范围
新的区域合作，一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二是“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中外合作。在成渝双城经济圈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在两地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尚有较大需求，可合作强化数字经济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另外，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中外合作中，要提升的是“软基建”，即如何提高通关能力，如何为本地企业“出海”提供优质、良好的服务，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格局中书写重庆内陆开放的价值定位带来新的机遇。
三、新基建需要新的市场主体
建议“分类指导”的原则，商业应用价值较高的竞争性产业交给市场，政府则在公平市场环境、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并提供财政税负减免、信贷支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关系国计民生、重大公共安全、投入特别重大的可以政府为主体解决。无论是谁为主体，都要重视、鼓励和引导数字科技企业参与，发挥其研发实力和经营创新优势。
四、新基建需要更宽的融资渠道
“新基建”投资规模巨大，多管齐下吸引社会资本有效参与的关键是着重考虑新基建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新基建成本收益权衡上，需要着力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水平，盘活现有部分优质公共资产也可一定程度降低投资成本。总之，有效降低投资损失和融资风险，形成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互为补充的健康机制、良性生态。
